金猪年的奇特生育高峰
核心提示：一说2007年是“金猪年”，父母都愿意孩子有一个好属相。后来又说不是“金猪年”，是“土猪年”，但很少有人为此改变计划——大概占一个“猪”字，就很欣慰，好像为孩子的未来早早打了一个包票。上海几家知名的妇产专科 医院大门挤破，黄牛成群，与此同时，一些综合医院却少人问津，一个孕妇能单独享用一间八人大房；同样，大城市里“金猪宝宝”成了热门话题，生孩子衍生出几个庞大的产业，而中国的其他地方却是波澜不惊，看不到孕妇成群的壮观场面。怪不得有人要问：到底是人口高峰还是人来疯？
年轻的父亲在学习照顾新生儿
上海一些知名的妇产医院人满为患
月子会所的Hello-Kity房。越来越多的年轻产妇希望“享受月子”。
做父母的心里明白，许多孩子来到世界，是“意外”的产物。到2007年，街上处处看得到孕妇，就不能再用“意外”来解释了。
一说2007年是“金猪年”，父母都愿意孩子有一个好属相。后来又说不是“金猪年”，是“土猪年”，但很少有人为此改变计划——大概占一个“猪”字，就很欣慰，好像为孩子的未来早早打了一个包票。
又一说，与属相无关，只不过是上一次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一代，现今到了婚育年龄。我们正面临一个婴儿潮。
既然是婴儿潮，就难免扎堆。从孕检到分娩，准父母们排长队像“盘蚊香”，为的是让孩子生在他们看来最放心的地方。而这些扎堆报到的“金猪宝宝”，与前几年扎堆报到的“千禧宝宝”一样，人生的每个节点肯定也是拥挤不堪。
上海几家知名的妇产专科 医院大门挤破，黄牛成群，与此同时，一些综合医院却少人问津，一个孕妇能单独享用一间八人大房；同样，大城市里“金猪宝宝”成了热门话题，生孩子衍生出几个庞大的产业，而中国的其他地方却是波澜不惊，看不到孕妇成群的壮观场面。
怪不得有人要问：到底是人口高峰还是人来疯？
一代拥挤始于产院
上海市区扎堆生孩子，并不仅仅是因为生育高峰，更多是因为年轻父母的“人来疯”。
撰稿／黄 祺(记者)
“这辈子的主题就是排队”
“3年后，说不定我们又会见面呢，在某家幼儿园门口，给孩子排队报名。”
“下回见面一看，哟！这人真面熟。排队的日子从今天开始了，排完幼儿园排小学，排好小学排中学。”
“是呀，我们这辈子的主题就是帮孩子排队！”
2007年 情人节的凌晨3点，10多个年轻男人站在长宁区妇幼保健院门口，聊得热火朝天，上海冬天冰冷的毛毛雨撒在身上，他们全然不觉。刚认识不久，他们却都熟络得像交往多年的哥们，但交情归交情，几个小时队形还是没变，每个人都捍卫着自己来之不易的位置。
他们中多数人是准爸爸，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出生在一家满意的医院，从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赶来，站在寒风中彻夜排队。这家医院每天只接受15名外区籍孕妇“建大卡”，只要能在这个晚上排进前15名，就没白辛苦一夜，拿到号，自己的爱人就拿到这家医院的通行证。
情人节是一个开始。徐峰要开始为自己的爱情和家庭承担重任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半夜去排队，爱人已经怀孕4个月，“钦点”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徐峰觉得自己真够幸运，自己第一次来就排到号，队伍里第二次排队的人不在少数，一位父亲给怀孕的女儿排队，已经来了第三趟。
前一天，徐峰提前下班，从陆家嘴的公司赶到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咨询孕妇初诊和建卡。在上海市，孕妇怀孕16周后，可以拿着在户籍所在地地段医院建立的孕产妇健康手册，到医院妇产科“建大卡”，只要在一家医院“建大卡”，以后孕期检查和分娩都可以在这家医院完成。对于那些紧俏的医院，建了大卡，孕妇就进入按部就班的程序，不用担心挂不到医院的号了。长宁区妇幼保健院是一家区属医院，医院规定每天给外区户籍的孕妇建卡，限制在15人。
“凌晨3点前来排队，晚了就没号了。”保健院保安对徐峰说。徐峰不甘心，想“贿赂”保安，让他高抬贵手给个“内部号”。又是恭维又是装可怜，捣了不少浆糊，保安还是铁面无私。“来排队吧，跟我说没用的，给我一条‘中华’也没用。”保安堵住了徐峰的嘴。
“歪门邪道”看来希望渺茫，只有一条路：排队。家在青浦区，乘车到医院至少1小时，徐峰决定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亲戚家。闹钟调到凌晨2点，亲戚也十分理解排队的重要性，半夜爬起来开车把徐峰送到医院。凌晨2点25分，徐峰到达医院门口时，已经有6个人排在前面了。
最早到的人是夜里12点半来的，徐峰后来从聊天中知道，一开始先到的几个人躲在住院部暖和的大厅里排着，2点多，好心的保安叫他们赶紧出来，到挂号大厅门口站好位置，以免后来的人插了队。细雨纷纷，加重了冬夜的寒气，不过徐峰很庆幸，要不是下雨，排队的人一定更多，说不定他就排不进15名了。
排队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要满员。排队的几个钟头里，不可能不挪一步，走开了又怕后来人插队，很快，准爸爸们开始想办法维护“权益”。“我们选举了一个人当小队长，他找到一张报纸，在上面写1到15号，撕下来按先后顺序发给排队的人。”
自己发号码的办法还真管用，凌晨4点，两个来排队的人几乎是同时在医院门口下出租车，其中一个人迅速看清“形势”，从“小队长”手中领到第15号，后面一个人慢了10秒钟，手上没有号码，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准备第二天继续奋战了。“我们的号码没有法律效力，但有威慑作用。”徐峰乐呵呵地说，非常满意于他们的民间智慧。
扎堆忙
“上海哪家医院生孩子好？”记者在网络上搜索。答案中，出现频率最多是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市红房子妇产科医院等妇产科专科医院，“环境好”、“服务好”、“专业”等是网友们对这些医院的评价。
“就生一个，当然希望条件好一点。”徐峰的爱人徐英说。徐英的很多朋友都是在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分娩的，大家建议她去这一家。考察一遍之后，徐英采纳了朋友们的建议，青浦区也有产科医院，但徐英还是情愿自己的孩子出生在“好”医院，哪怕远一点。
还有几天，徐英就要到预产期了，徐峰不放心徐英一个人坐公交车去医院检查，总是陪她到医院，然后自己从长宁区赶到陆家嘴上班。
从他们家到长宁区妇幼保健院，公交车要坐1个多钟头，好在不用换车。之前的几个月，徐英一直是赶早上6点头班公交车，自己一个人去检查。
刚刚改造过的医院环境和多年积累的口碑，让沪上几家妇产科专科医院一时成为准妈妈心目中的香饽饽，“一个孕妇从五角场赶过来，我们告诉她，五角场附近也有很好的医院，希望她就近分娩。”位置靠近徐家汇的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经常接纳从很远的地方慕名赶来的孕妇。“还有从奉贤、宝山、崇明来的。”保健院副院长程蔚蔚说。医务人员建议就近分娩，但准妈妈们还是坚持“不求最近，但求最好”的原则。
建卡孕妇激增，让几家专科医院接纳能力已经达到上限，为保证医疗质量，不得不实行限制人数的措施，但这也不能阻挡孕妇们扎堆的热情。
项丽琴曾经花费很多时间挑选医院。楼下邻居刚在一家综合医院生好孩子，建议项丽琴去看看。“几十个人在医院排队，人多，很吵。生孩子本来就是辛苦的事情，我希望医院环境好一点。”综合医院产科给项丽琴留下的印象不好，项丽琴最后还是挑了一家名声响的专科医院。
宁愿挤一点，也要进“好”医院——听到很多关于专科医院人满为患的故事，但项丽琴还是不改初衷。项丽琴的一个朋友刚在一家走俏的专科妇产医院生孩子，朋友告诉她，一次做B超检查，挂普通门诊和挂专家门诊的孕妇在同一个B超室门口排队，专家门诊孕妇的“特权”是可以插队，这激起了外面几十个普通门诊孕妇的不满。孕妇们和医生吵了起来。等轮到这个朋友做B超检查时，医生还没有消气，本来要给孕妇介绍观察到的情况，医生这时也懒得开口说了。
现在，项丽琴也要排队做B超了。她挂的是特需号，可是特需号人数也不少。B超检查是最耗费时间的一项检查，项丽琴说她每次检查几乎都要排在第二十几号，一般要等一两个小时。“一位医生说，过去一天检查十几个孕妇，现在光一个上午就几十个。”
两个月前，陆迎在一家妇产专科医院生好孩子，她的病房是两人间，每天住宿费是200元，一进病房，陆迎就发现病房里有三张床。住院第二天晚上，这张床上住进了一个产妇，次日早晨，医院的工人搬走了冰箱和沙发。两人间正式变成了三人间。
高峰还是人来疯？
“1975年，3583人；1985年，5872人；1990年，4580人，1995年，3380人；2000年，5544人；2002年，6266人；2004年，6966人；2006年，9583人。”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程蔚蔚拿出一组这家医院每年出生人数的数据。“从我们医院的数据看，出生高峰从2004年就开始了，去年不仅我们一家出生人数增幅高，其他几家专科医院都很高，一般都在15%左右的增幅。”
这家医院的饱和容量是每年出生9000人，程蔚蔚介绍说，最好能控制在8000人左右。但“控制”谈何容易，医院一直在上限运行。2007年预计出生人数决不不会低于去年，为了缓解分娩数增加对医院产生的压力，从今年1月1日开始，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每天限制建卡人数为25人。
每天早上6点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外就开始排起了长队。哪里有人排队，哪里就不缺黄牛。刚开始，黄牛总在医院门口伺机行动，跟演唱会门口一样热闹。医院保安开始与黄牛斗智斗勇。“每天上午，我们先通过医院监控设备把排队人的相貌记一遍，如果有人经常出现在队伍中，我们就去重点盘问。”医院保安说。
“以前，每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有时还能到徐家汇逛一圈，现在，根本就没空休息，有时候中午吃饭都顾不上。”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骆月娥做了20多年的产科医生，最近几年，工作越来越忙。“我们医院护士从2000年230个增加到2006年335个，但医护人员增加的速度还是赶不上产妇增加的速度。所以医护人员工作强度大，没有准点下班的时候。”
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新门诊大楼刚使用两年，当初已经留有余地的病床数，已经无法满足激增的需求量。医院计划生育科两个房间被借来用作产科病房，一间教室，也留作备用，如果临时病床周转紧张，产妇可以暂住在里面过渡。
“不过，我们医院的情况不一定代表其他医院的情况，现在很多孕妇挑选医院的环境和技术条件，集中在几家专科医院，有扎堆现象，还有一些人出于攀比的心理。”程蔚蔚说。
黄怡刚刚生下第二个女儿，和3年前在同一家专科医院生大女儿相比，现在气氛要紧张得多。“我的一个亲戚在一家很好的专科医院做护士，她告诉我，每天医院里队已经排得像蚊香一样转好几圈，我怕排队，宁愿多花点钱挂特需号。”特需号原意是给有孕期病症的孕妇特殊治疗开设的通道，现在，特需号也成了那些不愿排队受累的孕妇的选择。
黄怡生大女儿时挂的是普通号，虽然当时检查也要排队，但人不是太多，还可以接受，但现在，她被亲戚朋友描述的景象吓坏了，避之不及。按照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情况，黄怡两个女儿都应该出生在“高峰”时期，但前后景象却大为不同。
到底是高峰还是人来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保处综合信息科提供的数据表明，2004年以后，上海市出生人口数量的确在增长，但在市区内几家妇产专科医院出生数激增的同时，市区综合医院妇产科出生人数却正在逐年急剧减少。“市区内很多综合医院一年出生人数不足100人。”信息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诊人数严重萎缩，让一些综合医院选择放弃产科，2003年，三甲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关闭了产科。
“8个人一间的病房，只有我一个人住，跟单间一样。”小林在一家综合医院生下自己的女儿，她觉得很划算，这家医院一年出生的婴儿只有300多个。在上海的中心城区，“婴儿潮”的紧张气氛，是扎堆扎出来的。
20年前的高峰
“今年生孩子的人真是多呀！”陆迎感叹着。一份育婴杂志曾经每期免费赠送给陆迎，最近陆迎很久收不到杂志了。她打电话到杂志社询问，杂志社答复说：需求量增加，杂志不够发，以后只能隔期送陆迎一本。
很多新妈妈或者准妈妈说起到医院排队的情形时，都对今年生孩子难抱怨连连，而在产科工作多年的医护人员说起近年的生育高峰，却“见多不多”，前后两者的反应，截然不同。“80年代的高峰，那才叫高峰！”即将退休的护士王康说。
“那时候孩子生下来统一在婴儿房护理，我当时是婴儿房的护士，一间婴儿房里有200多个婴儿，哭起来的声音简直让人头痛。每天早上上班，护士长一声令下：开工。我们就开始给婴儿洗澡，换尿布。两个护士挨个换尿布，换完一圈已经是中午，累得一身汗。当时婴儿房的护士都很胖，因为重体力劳动后，吃很多。”王康说起20多年前的情形，还能体会当时的苦不堪言。
20多年前，妇产科医院有一道“壮观”的风景，护士每天要把婴儿送到妈妈身边喂奶，推婴儿的小车又宽又高共三层，每层放10多个婴儿，没有练过的护士，都不敢推这婴儿车。
1982年上海市出生人口达到顶峰，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一年出生人数9000多，与2006年相当。但这家医院当时接受产妇分娩是根据规定按行政区域划分的，只覆盖徐汇区四分之一的人口，现在接受的产妇来自全市各区县。
数据表明，1982年，上海全市出生人数22万，是目前每年出生人数的2倍多。那是不折不扣的“婴儿潮”。新中国成立初期鼓励生育，当时的新生儿到1980年代恰进入婚育年龄，加上知青返城生产，导致那次“婴儿潮”蔚为壮观。
“两个孕妇挤一张病床不是罕见的事。”骆月娥说，“前一个还没出院，后一个已经住进来，医生去跟床上的产妇和家属商量，挤一挤、将就一下，一般产妇都会同意。”
一位资深的护士说：“只要能保证安全，那时候人们的要求很低。”当时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还没有现在如此宽敞的病房大楼，走廊里加简易床是再平常不过的。“有一次一个产妇分娩结束后，躺在推床上，但病房实在加不进床了，她就在推床上过了一夜。”一位医生说。
上世纪80年代，产妇分娩后比现在要多一道拆线的程序。拆线一般在手术后第四天。病床最紧张的时候，医院就让产妇提前出院回家，由医院组织的“随访小组”上门给产妇拆线。
“那时条件是要差很多，但很少有人抱怨”，一位老医生说，“现在你再让产妇睡走廊，一定马上投诉你。”
与20多年前相比，现在年轻的妈妈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分娩的安全，她们还需要得到精心的照顾和服务。而且，随着医疗技术和管理的发展，产科检查项目要比过去多很多，检查程序也更加规范，孕妇到医院，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完成检查。人口周期性的生育高峰，又让医疗资源相对不足，这些都使得这一轮的生育高峰，显得更加严重。
郊区妇产科的压力
上海市区妇产科的紧张气氛，多少和准妈妈“扎堆”有关。在外来人口聚集的上海郊区，真正的“高峰”正在给医院带来压力。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社区卫生中心本来打算今年改造四楼楼面，用来吸引本地产妇就诊，还没等改造开工，涌进医院的产妇就已经把四楼病房挤满了。
闵行区是上海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区域，在闵行区浦江社区卫生中心分娩的产妇，只有十分之一是本地人。2004年这个中心出生人数是1090人，2005年激增到4184人，2006年7467人，今年到6月底为止，已经有4205个婴儿出生。
“从2005年开始，我们就经常在走廊加床，外科也让出楼面给产科，2006年底我们把床位从55张增加到85张，医护人员从30人左右增加到了51人。”浦江社区卫生中心院长胡玉堂说。但在产妇激增的趋势下，产科的扩容还是无法满足需求。
数据显示，上海市出生人口的增加，外来妈妈做出了很大“贡献”。
眼下，在上海出生的婴儿中，一半是外来人口的后代。在上海市出生人数最多的前10家医院里出生的婴儿，占全市出生总数的40%，但这10家医院里只有4家处于中心城区范围内，其他6家都在外来人口集中的郊区和新建区。
在沪外来人员的年龄结构集中在婚育年龄。为了保障生育安全，上海取消了医院接纳产妇的户籍限制，许多本来因为分娩费用贵而回老家分娩的产妇，现在更愿意留在上海分娩。
现在还无法预测，新一轮“婴儿潮”会给这个阶段出生的孩子，带来什么样的未来。“由于流动人口的生育占了出生人数中很大比例，这些人不是常住人口，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不一定还留在上海，所以对今后教育资源等的压力，不一定有持续性的增长。”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保处综合信息科的工作人员说。
2007年前后出生的婴儿，释放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
撰稿／梅璎迪(记者)
在上海市普陀区，年近六旬的程元芳看着丈夫利索地替孩子换下尿片，卷成纸团一把塞进垃圾袋里，心情复杂地站在一旁没有搭手帮忙。这样一片纸尿布的市场价是4元，每天孩子都需要至少5片。从校办企业退休后，一个月900元出头的工资，三分之二花在“不能吃不能喝”的尿布上，让她没法不心痛。
取下晾在窗台上的奶瓶，程元芳对着瓶口试了试冲泡奶粉的温度。这个奶瓶是她买给小外孙的，两个116元。她无法想象现如今奶瓶也可以卖到收音机的价钱。
1946至1964年间，美国约有8000万婴儿出生。经济学家保罗·罗皮尔泽说，这一时期的“婴儿潮时代”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和房屋、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如今，这些历史标记在上海已露端倪。相比前几次生育高峰，那些消费能力旺盛的父母，在2007年前后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热情。
月嫂已预订到年底
程元芳没法不想起自己生养孩子的时代。那是上世纪70年代，她用一条破被单做了8片尿布，每天换洗的尿布都能晾满一竹竿。那时候，她的月工资是17元8角，照样将女儿抚养得很健康。最奢侈的消费是拿着出生证和开刀证，去订了2瓶牛奶。而她的小外孙还没有满月，已经花掉了好几千元，“难道现在的孩子就是比当初要金贵？”
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源在人口平稳年代不会惹人眼目，但当大家猛然醒悟僧多粥少时，平淡无奇的一张产床床位都会成为争抢的香饽饽。程元芳动了不少脑筋托关系，才找到医院妇产专家打包服务，为女儿觅得一张加床。
当然，她要操的心还不止于此。女儿生产之后，按照中国最传统的方法“坐月子”，当妈的责无旁贷要在床边伺候。程元芳每天为女儿熬炖鸡汤，为减少辐射拔去电视电源。为避免传说中的“头风”，产妇在月子里不能洗头，她就用毛巾替女儿擦洗头发。
传统的月子坐到一个月左右，一切都结束了。当程元芳从炉子上热汗淋淋地端下一锅鸡汤，送到女儿的“月子房”时，半卧在床的女儿突然气极败坏，拒绝再吃一口。她尖叫着告诉母亲，“这根本就不是人吃的东西，你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
解决方法就是找月嫂。为此程元芳不得不去恳求月嫂公司。传说中的“金猪年”的婴儿潮，让月嫂市场陡然火爆，手势老到的上海本地月嫂预订已经排到了年底，护理过50个月子以上的金牌月嫂更是重金难聘。月嫂以前的月收入是1000元钱，现在的行情基本都翻了3倍以上。
7年前，一家经营医药器皿的小公司到工商局去注册，办理员一句“不如去办月嫂服务”的提点，让她们歪打正着，成为最早一批进入这个行当的企业。
那时候，产妇坐月子期间，大多由父母服侍。全上海只有3家同类的公司。开业最初的几个月时间，福海几乎找不到需要请月嫂的产妇家庭，经营一度处于亏损境遇。同样缺乏客户源的还有上海快乐家庭公司。不久之后，这家公司树倒猢狲散，原本就职于这家公司的月嫂或改行或另投门户，月嫂市场一度前景惨淡。
好在几年之后婴儿潮的第一浪凸显出来，带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到了生育年龄，在“首次生育，也是最后一次生育”的现实环境下，月嫂市场逐渐崭露商机。曾在快乐家庭任职的一些月嫂重又争先恐后地回到这个老本行，其中不少人各立山头，成就了今天遍布上海大大小小的月嫂公司。
2007年前后，月嫂公司很快意识到供需的失衡，行情快速飙升。
“每天100元，对月嫂来说已经不算高工资。有的公司开出了4000、5000、6000元的报价，真是让人看不懂。” 资本市场流行“无利不干，小利小干，暴利暴干”的法则，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杀入到这个火得发烫的市场里。洗菜做饭的钟点保姆改头换面成了资深月嫂，农村的闲妇成群结队的来到城市，“有些公司打出招牌说自己的月嫂都在妇产科医院实习过，其实也就是每个星期去产房里转转，看着学学。”
“速成月嫂”加剧了人们对月嫂的不信任感，有数据显示，只有4%的人认可月嫂行业的诚信度；超过七成的人接受月嫂，却不认可她们胜任母婴护理的工作。
程元芳找不到合适的月嫂，电话里一位“金牌”月嫂告诉她，自己的订单已经排到11月了。东家对她期望很高，每天围着孩子和产妇转，一天最多只能睡上4个小时。“做完这一单后准备好好歇一歇了。”
昂贵的月子
就在程元芳为女儿“坐月子”头疼不已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就在她居住小区对面，有一家专门为“坐月子”的产妇服务的高级会所。刚从妇产医院转来的James太太，此刻正躺在酒店式套房里，享受着难得的睡眠。
早上9点，一阵骤然砸下的雨点声将James太太从睡梦中唤醒，极度疲惫的感觉在酣畅淋漓地熟睡10个小时之后，有了种脱胎换骨的轻松。望向半遮的窗帘外是一片郁郁的青色，昏黄的床灯在这样阴湿的天气有了种别样的温暖。
躺在洁白柔软的大床上，淡粉色的产妇装带来一丝宁静和安全感。一天前，这个新生儿家庭还笼罩在莫名的烦躁和焦虑情绪中，现在，这些糟糕的体验都与她不再有关。
James太太的确很需要休息。6月22日，她为James诞下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儿子，也可能是他这一生中唯一的儿子，只是踏着每天百多个“小金猪”出生的浩大队伍，这样的降生在妇产医院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James太太还未从生产后的阵痛中缓过劲来，就不得不和刚出生的“金猪宝宝”挤在一张狭小的病床上，除了每天例行的查房和巡检，医院几乎不能满足她任何需求。孩子的降临带给一家人的短暂幸福，很快变成对父母和祖父母们没完没了的折腾。即便James从公司获得3天的产假陪护，两位老人依然不得不24小时轮班照顾产妇。老人们住在医院的5天时间里，每天睡眠不足3小时。
5天之后，James和太太都已疲惫不堪，从医院办完出院手续出来，驱车直奔会所。一切早在到来之前就被安排妥当，护士带着婴儿去测量体质，产妇则被迎到酒店式套房中休息。“一切都很满意，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始好好享受。”James如解脱般坐在套房外的大沙发上，在这里陪着太太做月子，一切护理工作都无需他再操心，会所门前的 高尔夫球场和室内游泳池散发着久违的吸引力。
在上海，由专业月子会所提供护理服务起步不到半年；而在台湾，产妇在生下孩子后进入专业月子护理机构已经习以为常。台湾籍总经理王以良在看到了10多年月子会所在台湾的迅猛发展，从零星几家到200余家遍布弹丸之地，他毅然从台湾带来6名专业班底办起了上海第一家专业月子会所。
“经济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追求生活品质的人群对产后这一特殊生理阶段的健康管理必将产生超乎以往的需求。”2007年3月，会所正式对外开张，王以良想用专业月子会所颠覆“一个人坐，全家忙”的传统月子方式。
自然醒的感觉在这个刚经历过生产的James太太身上太过舒适，丈夫在外面正和营养师商议太太一周的月子食谱。营养师告诉他，产后第一周是排出体内废血的关键阶段，很多没有经验的产妇往往从生产完就直接进入“营养恶补”，突如其来的“营养军团”常常让产妇不适乃至作呕。James很高兴营养师及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在咨询上海为数不多的月子餐公司时，对方通常都极力吆喝着目前的优惠价格来打动这位潜在的消费者，但他显然更看重这套月子餐。
James太太现在还不能做大幅度动作，会所安排的塑型课和美容课还要等上几天时间，不过每天的产后心理调节已经在悄悄进行了。护理长巡房的轻松聊天就是在把握这位新妈妈是否会有产后抑郁状况的发生。临床调查显示产后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9。8%，是一般人群抑郁症发病率的20倍。好在现在一切都在掌控。
在台湾，入住普通月子会所每月支出从新台币4。5万元至七八万元不等，全套台湾班底的上海玺悦服务几乎照搬台湾标准。860元一天的代价，一个月2万多元的支出，James一家觉得这笔钱花得还算“值得”，至少他们不用再忍受妇产医院的嘈杂和拥挤。
“遇到生育大年，各地都有看病难、住院难的问题，在场地限制和人手紧缺的情况下要求上海医院马上扩充产科，或让医院一家承担疏散产妇的人口历史遗留问题，都是不现实的。”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副院长、妇产科专家段涛教授提倡由专业人士来替代老人帮助产妇做月子，并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化资源的重组，让社会力量代替政府承担这部分责任是现实的出路。
当然，挂上了会所的名头，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昂贵。事实上，这家会所的确有一套豪华复式套房，每日收取近万元，被外界冠以“天价”。王以良不否认这套“天价房”的目标客户就是明星或是高端人士，但“仅凭这一套就将会所与‘奢华’挂钩，明显有失公平。”他强调会所内20多套产妇房就是为上海普通大众准备的。
考虑到台湾工资收入大约是上海的1。5倍。王以良打算降价经营。“在上海家庭护理依然是主要方式。以一个普通家庭月子为例，请月嫂每月4000元左右，月子餐每天200元，婴儿保健、产妇护理、各种婴儿用品等等，合起来也超过支出1万元。会所打算以1。8万元的价格全部承揽这些服务，并赠送全套婴儿及产妇用品。”
现在的问题是，上海产妇和她们的家庭，能否接受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坐月子”的方式。
朝阳产业
程元芳的小外孙如今已经习惯和奶瓶、纸尿片打交道了。她还买过一小瓶日本产的婴儿 护肤油，31元。再之后，她就不敢继续逛婴儿用品商店了。普通塑料游泳池只要几十元，套上了“婴儿专用”后，游泳池和游泳圈570元，成人一套家具也就3000多元，但一个给婴儿的小床就要2000多元。婴儿消费飙升正考验着家长的理性。
中国纸尿裤的高速发展证明婴儿市场正飞速发展。据统计，中国纸尿裤每年保持60%的高增长率，其中高档纸尿裤增长率达到270%，粗略计算，这一市场每年蕴含了40亿元的商机。
2004年，中国婴幼儿市场护理产品的销售额为10。7亿元人民币。近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这个市场每年的增幅几乎都在8%左右。有人认为，婴幼儿用品市场目前已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知名市场调查公司AC尼尔森在其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中国一波结婚潮已于2006年第一季度出现，相应于2006-2007年产生的婴儿潮，包括婴儿纸尿片、婴儿食品在内的婴儿产品类别在2006年第一季度的广告投放量明显增加，“婴儿经济”的商机正逐步显现。
7年前，上海怡科公司还只在古北家乐福、东方商厦等中高端店铺代理销售婴儿洗涤用品。现在，普通的超市仍没有为婴儿洗涤用品专设货架，但这家公司发现，以前只有中高端客户光顾的婴儿产品如今已经被普通市民所青睐。一瓶用于保护高级婴儿衣物阻燃层的洗衣液，3升售价89元，7年价格未变，销售量却已显著上升。这使得这家公司决定另辟新的销售渠道。
“洗衣液本身就是针对高级婴儿衣物，我们销量的上升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高档婴儿用品。”
2002年，这家公司引进了一种婴儿沐浴盐。和通行的沐浴露相比，婴儿浴盐更柔和，也更少有残留在皮肤表面的化学活性碳。但是一罐小小的浴盐价格不菲，450克售价60元，是国内产品均价的好几倍。
“婴儿用品细分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人士说，针对婴儿衣物不同面料，就应有不同的洗涤产品。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新一代独生父母比他们的上一辈更懂得追求品质生活，经济水平的上升，让他们愿意为下一代舒适成长“买单”。
AC尼尔森的预测是，2007年中国母婴产品能达到7500亿元的规模。淘宝网在开辟了母婴用品专区后，一个月的成交额就接近1亿元。
当然，从争抢产房的那一天开始，新一代父母就认识到，自己的孩子出生在婴儿潮的风口浪尖，今后的一生都将在拥挤中度过。早已领略过竞争压力的独生子女父母们，现在又不得不承担起为还在牙牙学语的下一代去“超前”竞争。最早进入上海早教市场的金宝贝，在古北开出上海第一家分店后，几年时间内已经陆续扩展到5家规模，即将完成筹备的第六家也将在不久之后“杀入”婴儿潮。
“一旦有利于孩子今后竞争，家长们似乎就冲昏了头脑，完全不记得小时候在弄堂疯跑游戏的快乐。”这几天，早教中心的广告塞满了程元芳的信箱。看着每一项精细设计的课程，程元芳感觉，单纯快乐的童年时光正在离她的外孙渐行渐远。中文都还在牙牙学语的孩童，家长们就兴致颇高地送他们去早教中心上英文课。
“每周一节课，45分钟，一年的学费就要4000元，可是听说是老外上课，还是会有人兴高采烈地付钱。”程元芳留下了一张有音乐课的早教传单，把其余的统统塞进了装满纸尿布的垃圾袋。
婴儿潮还是婴儿炸弹
批量出生的“金猪宝宝”是“婴儿潮”还是“婴儿炸弹”？
撰稿／陈统奎(记者)
在那部美国喜剧片baby boom(中译为“婴儿炸弹”)里，昔日哈佛高材生洁茜·怀特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生下了一个小宝宝，于是她面临事业、家庭的两难，她的选择是放弃纽约的一切，远离城市的喧嚣……影片末了，当了妈妈的洁茜·怀特重新杀回职场，再次取得了成功。电影的意思毋宁是说，一个突如其来的小宝宝，很可能就是一颗baby bomb(婴儿炸弹)，可能把一个平衡的世界炸得乱七八糟。
婴儿潮(baby boom)，还是婴儿炸弹(baby bomb)？这个人口学话题还可以给出许多经济学刺激。去年在美国，米尔根学社的“垃圾债券大王”米尔根与华顿商学院的薛高教授曾有过一场饶有兴趣的辩论，争论已届退休年龄的美国“战后婴儿”手里的巨额财富，对金融市场到底是“繁荣催化剂”还是“定时炸弹”。
2007年7月， 南开大学人口学者原新教授与本刊记者谈论起“金猪宝宝”现象时，他的嘴里也蹦出“baby bomb”这个词。原教授说，中文喜欢叫“婴儿潮”，但叫“婴儿炸弹”更形象，“一年平白无故多出几百万人，开玩笑说，他们扎堆生，将来将一生扎堆。”
如此说来，热衷制造“金猪宝宝”的年轻父母们错了吗？
到底是不是婴儿潮？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郑真真博士一口否定“婴儿潮”之说。
“我觉得有点夸张，媒体炒作吧。” 郑真真否认目前出现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中国出生的人数一直在下降。在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小突起，这是一个人为、暂时的特殊现象。”
郑真真特别提醒：“金猪宝宝现象”并没有蔓延到农村，大多出现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而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基本处于超低生育率时期，上海已经持续了14年的户籍人口负增长，其他城市也正在向零人口增长接近，峰从何而来？
郑真真是反方，原新是正方。原新认为，2007至2012年，中国年净增人口规模将达到800万-1000万人，这是不折不扣的“第四次生育高峰期”。
这次生育高峰的最大的动力是1980年代的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进入了婚育阶段。加之国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口第一胎是女孩者可以生育二胎，造成第二个生育高峰期间(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也加入生育大军。两者叠加，拱起一个新的高峰。
“出生人多了嘛，就叫婴儿潮，比较学术的叫法是生育高峰。”原新说，“就像在一个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石头，荡起的涟漪是一波一波的。”他想用这个比喻说明，婴儿潮的出现具有惯性作用。
当然，波峰会逐渐降低，“这个婴儿潮的强度要比80年代的第三次婴儿潮低许多，比1950年代、1960年代的第一、二次婴儿潮更要低得多。”
在第二次婴儿潮时期，中国一年人口净增数曾高达2000万，5—7年间就多出1亿人口来。2007年的独特风景是“叠加效应”：“本身进入一个出生高峰，在一个波峰上面又出现一个抢生现象，把这个波峰往上抬。″
原新的博士后导师，香港科技大学人口学者涂肇庆教授并不认可学生的判断。涂肇庆说，最著名的婴儿潮出现在 二战后的美国，1946年美国的生育率突然比1945年高出一倍，此后连续18年保持高出生率。中国不会出现这种蔚为大观的生育奇观。
在涂肇庆看来，2007年不过是人们赶生肖生孩子造成所谓的“金猪宝宝”现象，是一个孤立的高出生率。在一胎政策背景下，中国缺乏持续高出生率的动力。即使独生子女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但高昂的养育成本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中国的年轻人将自愿地少生孩子。
他的观点是，2007年前后的一波生育高峰，是低生育水平下的小高峰，影响不会太强烈。
会不会一生拥挤？
即便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拥挤，但是仍然有人提醒，“扎堆生育像开车遇红灯一样，一开始就遭到红灯，可能在一生中会遇到更多的红灯，遭遇更多的等待。”
挂号等待，排队生育，“金猪宝宝”的父母已经感觉到一个拥挤的现实，他们的孩子果真要生活在一个更加拥挤的世界中吗？
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样一幅图景恐怕是2007年出生的小猪宝宝难以避免的：
2010年，争着上幼儿园；2013年，争着上学。挨到升高中时，残酷的硬淘汰，会使竞争大大加剧。上大学也是如此，录取率会明显低于相邻年份。之后，又一起争饭碗，突然性的大量劳动力涌入就业市场，就业压力空前……
“公共资源的匹配是与正常年份相适应的，扎堆生育会造成资源的部分短缺，无意中把孩子放到了一个‘排队族’的位置，一生都将面临激烈竞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者翟振武教授说。
这一幅图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亦是一个热闹的公共话题。因为台湾人喜欢生龙子龙女，每12年就扎一次堆，恰好1976年那一次碰上婴儿潮，“这些龙子龙女代表着一个竞争的年代”。
当龙子龙女们参加高中联考时，媒体就会使用“竞争最激烈的高中联考”这样的标题来报道。1991年，当他们参加大学联考时，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厅破天荒地发布预告，“今年的国中应届毕业生正好是龙年出生，预计报考高中的考生将较往年增加一万七千多人。”
那一年，台湾省教育厅核准让各高中增加10%录取名额，而如果在某联招区未能考取学校的学生，也可到其他有缺额的联招区的学校登记就学。
镜头移回中国内地，2001年争相诞生的“千禧宝宝”今年7岁了，媒体上也传出这样的消息：“千禧宝宝”可能撑爆小学。报道说，去年在海口，小学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一下子比前年增加了4000人，而在广州，有7万名“千禧宝宝”面临上学难的问题。
“金猪宝宝”会有福吗？台湾地区的“前车之鉴”，以及“千禧宝宝”的遭遇都在提醒年轻的父母未雨绸缪。用原新的话来说，就是要准备支付更高的养育成本：“自愿紧张的背后就是增加成本，时间成本，关系成本和金钱成本。”
由于人口率持续下降，现在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出现了幼儿园和小学减缩的的现象，学校合并之势已经蔓延全国。原新提醒说，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在2007年底对“金猪宝宝”进行统计，未雨绸缪，早做规划，否则教育资源一路缩减，拥挤不堪的教室将开启“金猪宝宝”一生拥挤之旅。
理性，还是非理性？
“一般人都知道农历的猪年是生育高峰，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是那天参加单位组织的春游。国际经贸学院共39人，其中因为怀孕缺席的有4人，占教师总量的十分之一强。”一位大学讲师在她的博客里写道。
“我可不想我的小孩抢读书、抢工作、抢结婚，但又舍不得这吉利年。”一位“金猪宝宝”的父亲对记者说。他是1980年代出生的“金猴宝宝”，“上学时，就觉得我那一届的人多啊，高考、就业……就一个字，挤。”
欲罢不能，结果“金猪宝宝”还是批量出世了。上述那位大学讲师评论说，她所在学校的教师要么在国内名牌大学读的硕士，要么有国外求学的经历，然而在生育观上，“她们还是遵循了中国传统的习俗”。
积极地看，“生育政策更加人性化了，想生金猪宝宝就能够生了，过去有准生证，你想生金猪宝宝，可能还限制不让你生。”原新告诉记者，这可以看作是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一种自由。
“我不能选择孩子的性别，不能决定生几个孩子，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孩子的出生时间”，在原新看来，选择生金猪宝宝不是非理性行为，恰恰相反，是一种理性的生育权利诉求。
但是，“金猪宝宝”不得不因为父母的选择面对一个更加激烈的生存环境，父母是否忽略了孩子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呢？
“人口出生实际上有它的规律，人为地去改变这个规律就会受到惩罚。”郑真真博士甚至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换言之，人为地制造一个高生育率的年份，千万户喜气洋洋的背后便是手忙脚乱的养育资源重置。
为了赶个吉利年，很多“金猪宝宝”的到来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很难说2007年这股“金猪宝宝潮”，看上去更像一个人口学上的婴儿潮，还是一个认为制造的婴儿炸弹。
人口学者有这样的劝勉之辞：“不能盲目跟风。金猪、银猪都不重要，一个健康聪明有备而来的宝贝才是父母最好的选择。”选择什么时候生孩子是人们的自由，但是怎样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顺其自然、健康快乐地成长，公平地、高质量地享受社会提供给他们的服务，还需要人们用理性去判断、去选择。
婴儿潮是个谜
婴儿潮是个不大不小的谜。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市在遭遇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几个月后，出现了大量的孕妇。一位孕妇开玩笑说：“因为飓风使得我们无法出门去买避孕药，所以……”这说明，导致婴儿潮的原因是很多的，而且大多数很有趣。
总结婴儿潮的规律是一项著名的智力活动。据说中国正迎来第四波婴儿潮，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二战后最著名的“婴儿潮一代”正纷纷退休。这一代人是二战以来世界的中坚力量，有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商机，有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文化趋势，也有人从他们身上总结出了经济规律。
为何扎堆生孩子？
婴儿潮，网络百科全书的解释是指在某一时期及特定地区，出生率大幅提升的现象。历史上有记载的几次婴儿潮，通常缘于振奋人心的因素，如农作物丰收、战争结束(如 二战后的婴儿潮)及赢得体育竞赛等；也有因为迷信数字巧合的因素(如千禧宝宝)。
由于现代意义上的人口统计学年代并不久远，相关人口统计数据并不完善，且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医疗水平的影响，婴儿夭折率很高，人均寿命也不长，因此现在很难说人类最早的婴儿潮存在于何时何地。但种种迹象表明，工业革命后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尚未提倡节育的世界因医疗水平的发展而使大批婴儿存活下来，广义上说，这也算是一次婴儿潮了。
战争是人口的天敌。直到二战结束前，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因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而人口增长不多。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被后人戏称为“保种大撤退”。毕竟，那时从法国港口敦刻尔克逃往英国的21。5万英军、9万法军和3。3万比利时军人，大多为青壮年，算是这些西欧国家未来孩子的父亲。
“婴儿潮”(baby boom)这个词的首次出现，主要是指美国二战后的“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7800万人，其中3978万女性和3822万男性，占美国成年人的35%，美国劳动人口的41%。1964年，美国0岁—2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0%。和美国类似的是，二战中的盟国也在这一时期经历自己的“婴儿潮”。英国及法国在上世纪60年代，0岁—20岁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中高达30%左右。欧美的高出生率，在1964年美国推出口服 避孕药及投入越战后开始大幅下降。
在亚洲，从1947年到1949年，日本迎来了和平时代出现的空前的婴儿出生高峰，3年内出生婴儿的总数超过800万。这一数字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世代”。而对韩国而言，朝鲜战争结束后的10年是生育高峰期。除了人口自然繁衍的迅速增长外，战后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成了婴儿潮的“助产士”。例如在前苏联时代，政府鼓励生育，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那些生了10个孩子的母亲，被誉为“英雄母亲”。“英雄母亲”是前苏联政府为生育10个以上儿女(且最小的孩子应不小于1岁)的妇女们设立的荣誉称号。1944年—1980年，共有32。4万名苏联妇女获此殊荣。
2007年初的德国迎来了一次小“婴儿潮”。这是由于德国政府于今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一项新生育补贴政策。新政策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每月最高可达1800欧元(约合人民币1。86万元)。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两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即最高为2。52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6。05万元)的生育福利津贴。而根据此前的“父母津贴”规定，新生儿父母在两年里最多可获7200欧元(约合人民币7。44万元)的津贴。因此，不少应在去年底生产的孕妇都到医院把产期延迟到今年。
小范围的婴儿潮也可能自发产生。例如，2000年既是千禧年又是中国农历的龙年，在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许多夫妇希望利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特别年份生个宝宝，因此“千禧龙宝宝”就扎堆出生了。
“4664”一代
在美国，婴儿潮最汹涌时，平均每11秒就有一个新生儿诞生。全社会都在积极迎合婴儿潮一代的生活需求，尤其是婴儿潮出生的女性。当她们年轻时，穿宽线斜纹布的粗布牛仔裤成为生活时尚著名服装品牌Levi’s(李维斯)因此大赚特赚；当她们长大后，又掌握了全美国四分之三的财富。
婴儿潮一代始终引领欧美流行文化的走向。他们中的名人有奥斯卡常青树黛安·基顿；英国王储查尔斯的现任夫人卡米拉；还有被社会学家称为最时尚的“婴儿潮一代”代表人物——从克林顿入主白宫到小布什上台，两位婴儿潮总统交替之间，被称作“Y世代”的婴儿潮已经成熟。“Y世代”年轻时怀疑一切，牛仔裤、摇滚乐、嬉皮文化、性解放、两性平权和反战都是他们的“业余爱好”。如今，他们成长为美国最庞大的消费者和选民群体，深刻影响着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
和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婴儿潮一代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高，而且预期寿命更长，但是他们结婚率却不如上一辈美国人高， 离婚和分居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半人没有子女。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加，缺乏家庭支持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婴儿潮一代经济更容易陷入困境。缺乏家庭支持增加了婴儿潮一代对社会福利和私人养老金的依赖。然而，面对人口数量如此之大的婴儿潮一代，美国社会安全福利体系也顿时显得力不从心。
日本被称作“团块世代”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名人很多，如电影导演北野武，情歌王子小田和正，小说家村上春树，宇航员毛利卫，政治家安倍晋三等。如今，“团块世代”将达到60岁退休年龄。很多日本男人决定退休后与妻子在家共享天伦之乐，甚至将每年1月的最后一天定为“爱妻日”；一些婴儿潮女性则致力于思考自我价值，专门研究“新退休文化”，创造出“游牧享老”文化，要和丈夫到海外长期旅游，享受新体验。
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加拿大人，则是高档商品的目标客户。这批人经济上更富足，更注重寻求感官的体验。他们喜欢喝葡萄酒，并希望喝到高品质的陈酿。因此在加拿大的酒类销售中，高端酒成了增长最快的区域。
在澳大利亚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被称为最幸运的一代人。根据一项数据显示，这一批约占澳大利亚人口1／4的人，平均拥有资产超过1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651万)。这一代人不喜欢提前退休，他们大多都想工作更长的时间，累积更多的财富。婴儿潮出生的女性比其他时代出生的女性更积极投入工作。澳大利亚“婴儿潮一代”明显要比世界其他国家同年龄人和澳大利亚其他时代的人占据更多财富，更多物业。
相比之下，英国的婴儿潮一代显得有些落魄。据一项调查显示，即将退休的英国人中，有一半将不得不卖掉房子来支付晚年生活的各项费用，他们对未来感到困惑，显然没有准备好如何面对退休后的财政现实。英国“帮助老年人”组织说，英国政府复杂而又不公平的福利体制加上对老年人不负责任的态度，意味着许多老年人根本无法有一个宽裕的晚年生活。目前的基本养老金是每周84英镑(约合人民币1283元)，但养老院的平均费用是每周400英镑(约合人民币6113元)，这是一个很大的缺口。
“婴儿潮”经济学
也许“婴儿潮”可能给各国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但在一些专家看来，婴儿潮也是研究经济周期的绝佳模型。
美国人哈里·登特(Harry S。 Dent)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认为，经济周期与人的平均寿命相同，80年为一个大周期。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经济行为高峰，因此形成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例如，31岁左右是购买第一套房产的高峰，42岁左右是负债的高峰，48岁左右是消费的高峰，54岁左右是投资的高峰……如果把这些与出生率高低相结合，就能推算出未来的景气状况。而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将反映在股市上。
他在2004年的著作《下一浪大泡沫潮：如何在2005-2009中获益》The Next Great Bubble Boom How to Profit from the Greatest Boom in History 2005-2009中指出，根据美国战后婴儿潮的一波高出生率，2005-2009年会出现一次大牛市。因为婴儿潮一代恰好处于个人净资产的高峰年龄。人口众多的婴儿潮一代所创造的极为可观的盈余、开支及生产力周期将持续推动整个世界前进，过去25年以来空前的繁荣将于2009年到达顶点，当然此后就是泡沫的又一次破灭。
迄今为止，登特的预言十分灵验，这让更多专家看到了婴儿潮的研究潜力，但也说明了婴儿潮里的谜题还很多。
（编辑：白云山）
(编辑:蒋岳峰)
